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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理論評論：建構“有效”的文學批評

 來源：文藝報 李壯

                         

“近幾年來，文學批評面臨著諸多問題和嚴峻的挑戰。面對這些新難題與新課題，文學批評一方面在批評實踐中漸次調整，一方面在許多方面體現出新變化，呈現出新面貌”。這是白燁2016年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段話。此中信息有二：第一，時代在變化，文學批評獲得了大量機會，也體驗著“應對的焦慮”；第二，能者思變，來自現狀的壓力傳導，觸發了文學批評若干可喜的新變。2016年同樣如此：過去的一年中，文學批評面對著新的課題與機遇，正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努力建構起一種貼近現場、真誠有效的批評。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重要的理論文本

過去一年中，中國文壇最重要的文學事件當屬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的召開。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繼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之后，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篇重要講話無疑是中國文學界的又一篇綱領性文獻，它對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開創文化建設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同時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它高屋建瓴地總結、分析了中國文學界的現狀，揭示、解答了社會主義文學發展過程中需要面對和解決的若干理論問題，其所廣泛涉及到的現象及命題都是當下文學界持續關心和思考的焦點，因此極大地凝聚了文壇的共識。這段時間以來，講話中的諸多“名言金句”正迅速流行開來、頻頻被引用于作家評論家的筆尖口頭，這種現象無疑也具體而微地顯示了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的影響力。

在這篇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文藝理論評論工作提出了直接的期望和要求：“要加強和改進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更加有效地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這樣的表述，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要求是一脈相承的。褒優貶劣、激濁揚清、發揮全方位多層次的引導指向作用，這是文學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如今更收獲了進一步的確認與信心。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本身便是一份重要的理論文本。正如錢小芊在《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重要講話》一文中所說，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揭示了社會主義文藝發展規律，進一步回答了事關我國文藝事業長遠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是繼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之后，對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又一次深刻闡述和重大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涉及到的諸多命題，在文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和廣泛的討論。廣大作家以不同方式、從各自角度談到了自己的學習體會，內容涉到諸多方面：如民族精神與文化自信、中華美學資源的當代轉化、文學的“人民性”、藝術創新、文學的價值引領作用與現實擔當、現實主義及歷史書寫等等，都緊緊貼合于當下中國文學的熱點、敏感點甚至痛點。許多文學界人士都提到過一個觀點：總書記在文代會、作代會開幕式的重要講話，同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一樣，都是回到文學的初心、重申文學的常識、堅固文學的根本，因此能直接觸及若干本質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篇重要講話，不僅是2016年重要的理論文本，也將長久燭照中國文學未來的發展道路。

熱點話題中的現實性觀照

綜觀2016年的理論批評活動，幾個熱點話題頗為醒目。圍繞這些熱點展開的討論，并非是“以空擊空”的理論話語游戲，而是具有很強的當下針對性和現實觀照意識。

中華美學精神，是這些年被頻繁提起、又在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中被反復強調的話題。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重提中華美學精神，這絕不是一個單純復古主義的命題，而是關乎美學趣味的自我體認、文學藝術的主體特征、文脈文氣的古今接續、傳統資源的當代轉換，也就是在近年來迅速升溫成文壇關鍵詞的“中國經驗”、“中國故事”、“中國聲音”。2016年，各大文學報刊雜志刊發了不少討論中華美學的文章，例如《文學評論》雜志2016年第3期組織了“中華美學精神”專題，陳望衡等五位學者的文章從不同角度入手，對中華美學精神進行了分析。

以時間刻度為契機、對文學史及當下寫作展開的整理和反思，在2016年得到了繼續推進。以胡適最早一批白話詩的創作時間計算，2016年被賦予了“新詩百年”的時間坐標意義，一系列與此相關的理論批評活動由此展開：中國作協圍繞“百年新詩”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活動，地方報刊如《遼寧日報》也推出了30余期“重讀新詩”專題文章，邀請洪子誠、陳平原、羅振亞等學者撰稿。其中洪子誠一篇文章的題目頗可透露轟轟烈烈的“新詩百年”紀念活動的深層動機：《新詩自身的傳統需要我們重視》。

對自身文學傳統的審視，其本質性的意圖在于明確此時此刻的歷史坐標，從而參與到現實性的“此在”建構之中。對新詩百年的紀念，固然有數字年份上的巧合，但更重要的契機是詩歌在近年來的迅速回溫。這種回溫不僅讓人看到了詩歌發展傳播的廣闊前景，同時也對系統性的回顧反思提出了要求。與之類似的，是“紀念魯迅逝世80周年”以及從2015年便開展的“紀念先鋒文學30年”活動。《探索與爭鳴》雜志聯合復旦大學主辦“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從魯迅傳統看中國與世界”高峰論壇，并連續兩期刊發會議文章。這一主題本身便鮮明地指向了魯迅研究的現實性意義，而錢理群、陳思和等的文章也從文明形態危機、全球化時代個體建構等角度，有力地賦予魯迅話題以時代針對性。有關先鋒文學的討論同樣如此：陳曉明《先鋒的隱匿、轉化與更新——關于先鋒文學30年的再思考》一文，將“先鋒”內化為一種文學精神，并從特定的文學史語境中移置于今日文學的創作現場，“先鋒性的敘事手法始終隱匿在常規敘事的內里……先鋒是一種精神，是一種始終不懈的創新追求。”

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乃至學科合法性問題，始終是理論界重要的關注點之一。自2016年第5期始，《當代作家評論》雜志開設“尋找當代文學經典”專欄，主持人王堯、韓春燕在“主持人的話”里表示，當代文學應當參考現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以“進行時”的梳理和批評不斷揚棄并深化歷史化的論述。文章同時提到，“經典化是一個‘累積’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終結’的定論”。可以想見，對經典的建構，是一個討論、理解、選擇的動態過程，文學的當下視野以及對未來創作的想象始終是其中不可忽略的潛臺詞。文學批評，理應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實主義、新鄉土寫作、非虛構文學……2016年其他若干熱點話題，也是在已有譜系現象的剖析之中，顯示出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發展、當下經驗闡釋的關切。對現當代文學史、重要文學命題的諸種梳理探討，并非象牙塔里的知識游戲，而充分具有當下指涉的意味。

新媒體與文學批評新空間

2016年第六期《文藝研究》上，吳俊發表了題為《新媒體語境與“文學史的終結”——兼談文學批評的現實困難》的文章。文章認為，時代的變化帶來了新的文化場域、文學形態乃至審美需求，因此文學批評的“有效性”需要在新的語境里浴火重生。這種思考頗具代表性。近年來，國民的精神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全社會在文化藝術領域的消費需求也變得格外旺盛。與此同時，公眾對文學批評的需求也隨之增長。當然，人們渴望的并非那種把玩概念、空炫理論、拿腔拿調的“象牙塔批評”，而是期待看到真正言之有物、言說有據、有判斷憑良心的文章。作為回應，一種業界共識正在慢慢形成并付諸于行動，那就是文學批評應做到效力充分、有的放矢、及物走心、強化現場感。

在一系列的變化之中，新媒體扮演著引人矚目的角色。傳播媒介的變化，往往會在文學內部引發一系列重大的連鎖反應。以微信微博（包括豆瓣網）為代表的全新傳播媒介為文學批評的效力發揮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機遇：《詩刊》微信公眾號的粉絲數已突破30萬，在推發優秀詩作的同時，該公眾號也不時配發詩作的評論；類似的做法同樣見諸《人民文學》《收獲》等傳統大刊的微信平臺。在“騰訊文化”、“鳳凰讀書”等運作成功的商業網站文學公眾號那里，“作品+評論+訪談”的聯袂推送也幾乎成為標配。《北京青年報》的藝術評論專版（簡稱“北青藝評”）近年做得有聲有色、時常刊發頗具專業性的文學評論類文章，微信是其重要的傳播渠道。雖非始于2016年，但此種現象在過去的一年中正變得越發凸顯、乃至漸成常態，它一方面擴大了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促使文學批評對自身生動靈敏、文采斐然、關注文學現場的一面加以強化。

然而，不可否認的一點是，新媒體的普及也放大了文學批評許多內在的弱點甚至污濁。由于準入門檻降低，新媒體平臺的“民主性”優點必然伴隨著泥沙俱下的問題。在成百上千的文學微信群和微信公號里，我們經常能看到毫無水準、自我標榜、相互吹捧的所謂“評論”、“點評”。“拉幫結派”的痼疾，被新媒體技術兀然放大，顯露出丑惡甚至荒誕的嘴臉；而被此病毒感染的“文學批評”，也已經淪落為一種互抬身價的權力手段甚至“話語賄賂”。

批評生態的優化

與文學批評新可能

當然，歸根到底，新媒體在此中扮演的角色只是“放大鏡”，而非根源。正本清源，本質性的療治還應聚焦于批評生態自身，力求改善批評生態、重建批評效力。

“人情文章”、“紅包批評”的問題被詬病已久，評論界也一直在呼喚有筋骨、有擔當的批評文字，這種呼聲在2016年依然清晰可聞。黃德海的《文學批評的標尺問題》一文提到“被敗壞的贊揚”，其根由頗貼合現實中的癥候：“一是把陳陳相因的濫調作為鄭重的發現，一是假想一種作品實際上并不具備的美德。”黃德海認為，出現這種問題的根源，在于文學批評中“敬畏的缺失”。霍艷在《提高批評的有效性，從拒絕陳詞濫調開始》一文中談到，她期待一種“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直接切入創作的相關問題”的批評；但事實是，許多文章只是泛泛而談，“甚至對于作品的好壞，他們是刻意繞開的，只是作為酒后吐真言的話題”。

文章虛與委蛇、酒后方吐真言，這顯然不是理想的批評生態。其實，對文學的愛又何嘗不是一壇烈酒？若批評者身心投入、足夠真誠，又何需外在的“酒”來催吐真言？說到底，還是心浮氣躁、雜念太多。在此意義上，《文藝報》開設的“回到文學本體”系列筆談，正代表著一種“回歸初心”、“沉心定氣”的努力：“‘回到文學本體’是吁請文學研究界重新思考文學批評的本業和職責，并冀望同行們提供‘文學’地研究文學的范式和案例。”該筆談自2016年5月起已推出20余期，發表了一系列深入探討文學問題的文章，好評頗多。回到文學本身、拒絕陳詞濫調、思考文學內部的“真命題”，這無疑是優化批評生態的治本之策。

批評效力的重建、強化，外在生態的改良是重要方面，同樣重要的還有文學批評自身的與時俱進、生長創新。李敬澤將自己2016年在《十月》發表的一系列專欄文章與舊作合并，結集出版了《青鳥故事集》。這部打破文體界限的作品，既顯示出優秀評論家獨特的視角和敏銳的問題意識，帶有某種文化批評色彩，又可作為漂亮的散文隨筆閱讀，甚至還夾帶諸多小說筆法。新書沙龍上，李敬澤談到，在分割明確的現代文體劃分之外，中國古代歷來有“文”的傳統，此種傳統在當今語境下有復興的可能。我想，這里面也暗含著理論思考、甚至文學評論的另一種形式可能性。張檸原載于《小說評論》的系列長文在2016年結集出版，名為《文學與快樂》。這本書以活潑的筆風、跨學科的視野，深入分析了阿Q、賈寶玉、西門慶、豬八戒等中國文學中的經典形象，探討了“快樂”主題以及快樂在中國文學傳統中的缺失問題，富于洞見又十分可讀，可謂是別具風格的文學評論文章。張定浩《愛欲與哀矜》一書的出版，也引起了有關“作家型批評家”的熱議。

生態的改觀、新可能的生長，需要一代代評論家的傳承與努力。延續著近年來的良好勢頭，2016年，青年批評家群體的成熟壯大，構成了文壇上一道醒目的風景。2016年初，《今日批評百家：我的批評觀》一書正式出版，收錄了1998年至2015年《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推出的96位“青年批評家”的“我的批評觀”文章。在推出青年批評家方面，《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欄目堪稱一面旗幟，至今仍在不斷推介新人；這本書的出版，既是總結也是期待。《名作欣賞》“當代新青年”欄目刊發青年評論家訪談、《青年作家》“新批評”欄目力推青年批評家“銳評”，也都是頗具代表性的舉措。許多更年輕的評論新人正由此進入中國文學的人才儲備庫。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們有理由對中國文學批評的未來充滿期待。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