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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習總書記講話

探求批評的中國視野

2016年，中國文學批評界繼續發出中國聲音，有力回應時代、人民和文本自身的有效位置。2016年11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聯十大、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堅定文化自信”、“堅持服務人民”、“勇于創新創造”、“堅守藝術理想”等論述成為文學批評界發展和更新的重要指針和坐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定文化自信，離不開對民族歷史的深刻認識；指出“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指出偉大作品對人類命運和民族前途的揭示功能及勸善懲惡、激勵進取的作用；更高度概括了寫作跟國族的關系：“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在民族性、人民性、時代性、創新性和理想性的多重坐標中開拓文化的深廣度。講話既是對文藝客觀規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文學創作與批評的重要指針。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以后，中國作協及各級省、市作協深入學習講話精神。鐵凝《堅定文化自信，攀登文藝高峰》、錢小芹《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重要講話》、杜學文《文學藝術要為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貢獻力量》、施戰軍《領悟文藝事業本質性命題與實踐性指導的新境界》、邱華棟《文化自信帶來文學的自信和創新》、毛時安《文藝評論話語建設的范例》、祝勇《從“高原”到“高峰”》、許柏林《文質兼美的“人民文論”》、劉金祥《反映時代精神是文藝創作的神圣使命》等文章深刻闡釋了講話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進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話語場域的進一步分化，文學批評領域也出現眾聲喧嘩的狀態。在各種力量競相爭奪的復雜背景下，在新媒體語境、紅包批評、人情批評等復雜語境下如何找到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如何重拾一種具有中國風格、為民族立心、與時代肝膽相照的批評方式成了近年文學批評界不斷自我反省的問題。2016年，不但很多學者撰文發表看法，多個重要學術研討會觸及了這一議題。胡亞敏《論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形態的民族之維》、吳俊《新媒體語境與“文學史的終結”——兼談文學批評的現實困難》、程光煒《文學批評的再批評》、殷國明《從“批評主義”到“批評的文化”——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文化思考與選擇》等文章受到較大關注。

本年度，文學理論界和批評界越發鮮明認識到文學批評的民族特征和文化責任。尋找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的實質是構建具有民族特征的批評形態。胡亞敏認為：“民族”不等于閉關自守，也不是回到過去，更不是用集體壓制個人。基于此，賦予中國形態的民族觀以新的理論特質：民族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民族的核心在于文化，民族與人民同構，中國形態民族維度的視域即文化身份和價值尺度。”眾多研究者指出了從中國傳統批評資源汲取養分的必要性。孫郁認為不斷學習外國文學批評和召喚已經消失的中國古代文論，能為文學批評提供有益的養分。郜元寶也指出重拾“與作家對話”和“尋章摘句”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於可訓認為，“知人論世”是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重要傳統，重申文學批評的作家論路徑，應回歸注重心靈交流的傳統文體。

重要長篇小說頻出

批評聚焦長篇文體

近年中國長篇小說進入潮涌階段，2016年同樣是長篇小說豐收年，格非《望春風》、吳亮《朝霞》、熊育群《己卯年雨雪》、賈平凹《極花》、王安憶《匿名》、北村《安慰書》、劉繼明《人境》、路內《慈悲》、黃驚濤《引體向上》、葛亮《北鳶》、張悅然《繭》等小說引人矚目。近年長篇小說的興盛也引發了批評界對長篇文體以及長篇與現實等話題的理論思考。於可訓《長篇小說的文體革命》、楊楊的《長篇小說之長——論作為文學現象的長篇小說創作》、汪政的《長篇小說的輕與重》、方巖的《當前長篇小說的現狀與可能——從一場小說家的對話談起》、徐剛《小說如何切入現實：近期幾部長篇小說的閱讀札記》等文章值得注意。

批評界注意到長篇小說正在發生著的美學更新和新藝術選擇。於可訓認為，“長篇小說是一種龐大厚重的文體，其思想和藝術，都需要強大的藝術支持”，他也注意到當代作家開始進行著一些新的文體實驗，萌生一種新的藝術追求，“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正在悄悄地發生一場文體革命，面臨著一個新的藝術選擇”。這種新選擇的實質是“重建本土的文化自信，拯救本土文化的危機，使本土的文化資源，通過創造性轉化，成為具有現代性的一種精神文化形式”。楊楊從傳播環境及社會變遷的角度探討了近年的長篇小說之“長”的復雜原因，更追問長篇之長背后所應秉持的文學和精神價值立場。汪政從一批“70后”女作家的長篇小說中看到一種“輕質長篇”的新美學可能，“這樣的文體，這樣的作品以及這樣的性別，又讓人在這一文體的新變與代際美學和性別美學間產生許多有意味的聯想。”他將輕質長篇的美學特征視為昆德拉、卡爾維諾等一直在探索的長篇小說小傳統。徐剛注意到“以寫實的方式在總體性的意義上把握中國敘事的形式正在逐漸失效”。作家們于是試圖以“寓言化”的外在策略，超越既往的寫實主義框架，這種寫作使鄉土敘事獲得新表達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徐剛和方巖都敏銳地注意到小說的新聞化問題，在強烈現實焦慮推動下的寫作，如何面對信息爆炸時代的經驗貶值問題，在新聞結束的地方重新出發；小說如何克服一種批判的迫切性，在理性的規約下醞釀出新的美學可能。

在盧卡奇的立場看來，長篇小說不僅在于篇幅長，更在于提供對世界的整體性觀照。長篇小說如何在信息爆炸的碎片化時代重構具有整體性和內在性的認識主體成了寫作和批評界共同的關切。批評界越來越意識到重新歷史化，重新整體性地面對文化、民族、時代和鄉土的迫切性。

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

暨逝世80周年

2016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文學批評界以各種討論紀念這位現代文學先驅和巨匠。由于魯迅獨具的文學、思想魅力及在中國現代文化自我建構過程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今天紀念魯迅，不僅在于表彰和緬懷魯迅的歷史貢獻，更在于通過魯迅而重返一種文學面對現實、時代、民族、歷史問題的有效立場。《探索與爭鳴》組織的“拿來主義與文化主體性：魯迅傳統中的中國與世界：紀念魯迅誕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討論中，錢理群、陳思和、楊楊、張全之、張文江、吳俊、梁鴻、李怡、陳潔、姜異新等都提出了真知灼見。本年度魯研界成果豐碩，孫郁《草根語境里的魯迅》《魯迅對莊子的創造性闡釋》、蔡洞峰《〈周易〉文化精神對魯迅的影響》、李宗剛《通俗教育研究會與魯迅現代小說的生成》等也頗多洞見。林崗的《論“抉心自食”》則從魯迅著名的文學術語出發，不僅著眼于紀念魯迅，更進一步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否定提出新解釋，指出這是社會文化演變過程的自我吞噬，是以文化價值的自我吞噬為代價開辟文化新的生機。該文由紀念魯迅而面對現實、時代問題，并上升到對歷史文化現象的嶄新解釋，隱含了文學批評的現實品格和歷史品格。

諾獎授予鮑勃·迪倫

引爆文學邊界爭論

2016年9月1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當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鮑勃·迪倫。消息一宣布，便在中國引發了巨大的影響和爭論。詩人于堅迅速通過社交媒體發表感想：“獎給了靈魂，沒有獎給修辭或觀念。將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世界厭倦了，它只是要生活，要愛，要唱歌，要憂傷。于是，鮑勃·迪倫來了。這是向垮掉的一代，向60年代，向浪漫主義，向波西米亞，向嬉皮士，向口語——致敬。世界醒了。”同樣迅速發表看法的作家北村則站在純文學立場發出感嘆：“鮑勃·迪倫獲獎，意味著新世紀以來文學邊界的消失得到了正統文學獎最高權威的認可。這是本體意義上的，也是現代性的終結。”北大教授陳曉明則認為這既是瑞典文學院評委們陷入了集體懷舊，也說明“文學尋找異質性經驗的渴望在今天被逼到多么極端的地步”，“今天人們要獲得異質性的獨特的經驗太困難，所以又重提了波西米亞風格，重提反抗主流的方式。”《文藝報》也組織專門討論，刊發郭劍英《鮑勃·迪倫引發追問：究竟什么是文學？》等評論文章。

幾乎沒有人否認鮑勃·迪倫的偉大，爭論焦點在于他的歌詞能否被作為詩歌獲獎。這里問題的實質在于對文學邊界的不同理解。反對者以訴諸深度閱讀的純文學為坐標，比如漢學家彼得·漢德克接受中國媒體采訪認為：“文學是閱讀的，而鮑勃·迪倫不能被閱讀。”“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其實沒有什么意義，甚至是對文學的侮辱。”“鮑勃·迪倫的詞，如果沒有音樂，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們要堅持語言本身的東西。”這種觀點有相當代表性。然而，贊成者則追溯到荷馬史詩、惠特曼等詩歌傳統，認為鮑勃·迪倫獲獎提供了一種啟示：如何重新激活詩歌寫作的口傳資源和人學本質，如何在不斷拓寬的文學邊界中重構文學的有效性。

其他文學批評前沿問題

2016年通常被視為新詩誕生百年之期，全國各種以此為名進行的紀念活動和文章層出不窮。比較重要的論文有洪子誠《沒了危機，新詩將會怎樣》，張炯《百年新詩的回望與反思》，洪子誠、奚密、吳曉東、姜濤《世紀視野中的百年新詩》，羅振亞《中國新詩百年，教訓不少啟示更多》，陳仲義《新詩接受的歷史檢視》等。這些文章探討“百年新詩”與“20世紀”的歷史關聯，新詩的語言本體及閱讀接受等問題的啟示與教訓。

2015年紀念先鋒文學30年的活動產生了很大影響，本年度關于先鋒文學的爭論繼續發酵。陳曉明《先鋒的隱匿、轉化與更新》、張清華《關于先鋒文學答問》、賀仲明《先鋒文學余緒——一個被忽略和誤讀的文學群體》、王德領《八十年代中國先鋒文學的外國文學特征》、王晴飛《先鋒小說的常與變》等文章聚焦了先鋒文學內在的創新精神、先鋒精神在90年代以后小說中的轉化及先鋒小說產生的特殊中國語境等問題。

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環節在于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學，近年來關注中國作家的海外傳播受到當代文學評論界的重視。本年度，寧明《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基于作品海外銷量和讀者評論的視野》、汪寶榮《閻連科小說〈受活〉在英語世界的評價與接受——基于英文書評的考察》、趙坤《泛鄉土社會世俗的煙火與存在的深淵——西方語境下的畢飛宇小說海外傳播與接受》、李素《學術與市場之間：略談中國當代文學在捷克的譯介》等文章較有代表性。

隨著網絡文學閱讀規模的擴大、改編影視作品影響力的累積以及網絡文學產業鏈條的完善，網絡文學受到批評界和研究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為推動網絡文藝評論繁榮發展，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與光明網聯合策劃選題，自2016年8月起，在《光明日報》、光明網、中國文藝評論網同步開設“網絡文藝評談”欄目，定期推出千字文，對當下網絡文藝熱點話題做出快速反應。2016年9月24-27日，第二屆中國網絡文學論壇在廣東南海召開。本年度《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文藝理論與批評》等重要學術刊物刊登了一批網絡文學評論。關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精品化、價值觀等問題，也關注網絡文學批評的人民性標準問題。陳崎嶸《網絡作家要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和創作觀》、黃發有《網絡文學研究的挑戰與啟示》、歐陽友權《打開網絡文學迷宮的鎖匙在哪里》、姜太軍《人民的批評標準與網絡文學批評》、薛靜《拿什么來填充懸置的正義——〈羋月傳〉的無情和〈瑯琊榜〉的有情比較》等文章值得關注。

2016年，郝景芳憑《北京折疊》摘得雨果獎，這是繼劉慈欣之后中國作家再獲這一世界科幻文學重量級獎項，科幻文學再次引發讀者閱讀潮流和文學批評界的關注。王德威《史統散，科幻興——中國科幻小說的興起、勃發與未來》、王峰《科幻小說何須在意“文學性”》、王茜《科幻文學中的“變位思考”與生態整體主義的反思——以〈三體〉為例》等文章較具代表性。

在自媒體時代來臨之后，很多傳統文學機構及個人紛紛開始運營公眾號，這些網絡文學平臺通過批評文章發出聲音，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文藝報》的“文藝報1949”、《人民日報》的“人民日報文藝評論版”、“中國文藝評論”、“收獲”公眾號、“花城”公眾號等是深具影響力的機構公眾號；而“海螺社區”“80后文學研究與批評”“同代人”等則是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的個人公號。

如果說文學史傾向于對文學場域的各種聲音進行有距離的認真辨析并置于“客觀歷史”框架的話，文學批評則是要努力發出一種有立場有辨析度，一種具有時代、民族和文化責任感的聲音。這依然是文學批評界持續探索的課題。

 來源：文藝報 陳培浩

(編輯：作家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