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桃洲：當代詩詞要找尋與時代同步的契合點
張桃洲 來源：光明日報
今年正值中國新詩誕生百年，已經有不少紀念活動和相關討論。然而，當回顧新詩百年歷程時，發現一個有目共睹的現象是：在新詩推進、演化的過程中，曾被宣布“死去”的舊體詩詞并未從人們的視野里消失，而是持續地表現出相對活躍的態勢，與中國新詩“如影隨形”，從而在百年中國文學版圖上構筑了一道別樣的風景。
眾多新文學作家、詩人，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葉圣陶等，以及新文化哺育下成長起來的“現代人”，顯示出對舊體詩詞創作的極大興趣和熱忱。他們“業余”創作了大量舊體詩詞作品，而專事于茲的文人墨客也不在少數。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新媒體的出現，舊體詩詞創作更是借助那些新的媒介迅猛“擴張”，在參與人群的廣泛性、平臺搭建的多樣性乃至學術探討的深度等方面，都似乎非前代所能企及。這不由得讓人以一種嚴肅的態度思考這種現象隱含著的詩學問題，探尋其背后的意味。
綜觀中國現當代歷史上綿延不止的舊體詩詞創作，可以大致梳理出幾方面的特點和趨向：一是創作旨趣中的新舊文化糾纏。當詩人們告白“唐賢讀破三千紙，勒馬回韁做舊詩”（聞一多）、宣稱“新詩舊詩我都愛”（臧克家）時，彰顯的是他們創作舊體詩詞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感。二是在創作主題上具有一定的當代感和較為鮮明的現實指向。當下舊體詩詞創作的取材較為寬泛，部分作品能夠貼合時代潮流和現實情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對現實生活的洞察。三是一些詩詞作者在形式上進行了創新與試驗，試圖沖破舊有形式體系的窠臼，開辟與時下紛繁社會文化相適應的較為靈活的形式，雖說這些創新只是局部的努力，卻也顯得十分可貴。
不過，看似熱鬧繁雜的詩詞創作亦難掩其諸多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盡管也有創作者心懷“出新”的愿望和沖動，但大多數創作者是因循守舊、亦步亦趨，缺乏變革的勇氣和動力，其作品在主題、情調、意趣等方面顯得暮氣沉沉，給人以陳腐之感；更為致命的缺陷則是，許多詩詞作品在題材上過分狹窄而流于瑣屑，或者僅僅停留在私人化的低吟淺唱，甚至在趣味上帶有明顯的低俗化傾向。細察之后可以發現，造成此類情形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創作者及其詩詞作品都缺乏必要的參與意識，他們從內容到形式上尚未找到與當前社會文化同步發展的契合點。
那么，何謂當代詩詞的參與意識？當代詩詞創作如何獲得應有的參與意識？可以從如下幾個層面思考當代詩詞參與意識的內涵，并以這三個層面為著眼點進行構建。
對當前社會生活特別是重大主題的關切。詩歌創作離不開社會生活這一豐富的取材之源，詩歌顯然不應規避社會生活，或對社會生活漠然視之。不過，詩歌對于社會生活不是被動地接收或反映，而是應該顯示出主動、敏銳的姿態，并以這種姿態從社會生活中提煉、吸納有價值的素材。同時，詩歌與社會生活的聯系并非那么直接，而應該保持必要的距離和張力。因為，在語言與事件、經驗與表達之間，需要經歷復雜的心智與技藝的轉換。
歷史地看，百年新詩有對社會重要方面作出迅捷回應的傳統：從“五四”新文化運動涌現出的具有革新意義的“天狗”（郭沫若的詩題）式的詩篇，到抗戰時期以馮至、艾青為代表發出的充滿“憂患”的喟嘆和穆旦、陳輝等詩人表達的渾沉的“贊美”，還有21世紀詩歌界針對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災難的自發悼念，無不體現了詩歌介入社會生活的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獨特的當代詩詞作家，如陳寅恪“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顧隨“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間小”、聶紺弩“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身輕白虎堂”、沈祖棻“三月鶯花誰作賦？一天風絮獨登樓。有斜陽處有春愁”等，寫出了既留有時代印跡、又蘊涵個人“心史”的作品。這些想必會給后來的當代詩詞創作者帶來啟示，啟發他們如何更加有效地對社會生活進行書寫。
推進詩歌文體的創新。近年來，關于舊體詩詞與新詩的關系問題成為詩歌研究界的重要議題之一。隨著大量近現代舊體詩詞作品集的搜集整理，怎樣在詩歌史敘述中兼收新詩與舊體詩詞，便成了擺在研究者面前一個繞不開而又十分棘手的學術難題，由此引發了各執一端的爭論。有人堅決主張舊體詩詞應寫入現當代詩歌史，有人堅持認為舊體詩詞不宜“入史”。從歷史的實際情況看，新詩和現當代舊體詩詞仿佛兩座沿著各自軌道前進的行星，幾乎沒有任何交叉或連接點。從現代性角度說，無論在詩學意識還是在文體建構上，舊體詩詞似乎從來沒有主動、也未能被動參與到新詩的現代性探索進程，二者的分歧也一時難以彌合。
可是，如果換一個角度，從當代詩詞自身來說，一個更緊迫且更關鍵的問題也許是：如何通過理論探討和創作實踐，與新詩一道推進詩歌文體的創新？與其勉力為當代詩詞爭取其在詩歌史上的所謂“合法”地位，不如從歷史出發，梳理當代詩詞與新詩共同面臨的詩學問題，從學理上探究二者在未來建立良性關系的可能。在這方面，由中華詩詞研究院組織于2016年出版的“太平洋基金文庫·詩詞論叢”或可提供借鑒，該論叢中的《現代意識與20世紀上半期新文學家舊體詩》（時國炎）、《現代舊體詩的文化認同與寫作空間》（孫志軍）、《中國現代時期新舊詩學互訓》（王巨川）等幾部論著，正是力圖溝通當代詩詞與新詩，從更宏闊的視角拓展詩歌文體的有益嘗試。
增強詩歌語言的創造能力。語言的創造性和活力是詩歌葆有生命力的基本前提。當下和將來的詩歌創作，不管是新詩抑或當代詩詞，根本的旨歸之一應當是令我們的母語即漢語變得豐盈多姿。用一種看似陳舊的詩體豐富漢語，或者反過來，用具有當代感的漢語激活一種趨于老化的詩體，而使各自能夠熠熠生輝，平添表現力與魅力。這顯然殊為不易，絕非那些抱殘守缺者所能實現。除了前面提及的要敏銳把握社會生活的脈動外，當代詩詞還應該有意識地創造新的語言，在作品中同時更新語言和經驗。
可喜的是，已經有一些創作者開始探索當代詩詞語言的“出新”之徑。例如，近年來受到較多關注、提出了“跟著時代走，跟著作者的人生走”“立足于當下，立足于今天的哲學和科學”之主張的詞人曾少立（網名“李子梨子栗子”），融匯切身的現實感受和鮮活的口語，創作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多少河流走過，石頭睡在風中”（《清平樂》）、“月色一貧如洗，春聯好事成雙”（《風入松》）、“麻雀遠離財寶，山花開滿陽光”（《風入松》），妙句頻出，頗富時代色彩。其余的如致力于“開啟現代城市詩詞創作的篳路藍縷之什”的曾崢（筆名“獨孤食肉獸”）、寫出暢談“家國諸事”之九十九首《落花詩》的靳暉（筆名“象皮”）、認為“語言是一條河流，流動才顯出生息。當代人的詞應通過當代人的語言組合、安排，出現新的意義和可能”的蔡世平等，均能自如地嫁接當代經驗與筆法，在其作品中顯示了可以伸展的語言創造力。
總體而言，當代詩詞的參與意識強調的是“海納百川”的包容心態，是一種放眼于未來的發展的視野，其間凝結著將觸角伸入社會生活的詩思和將生命體驗與語言創造融為一體的詩藝。誠如蔡世平所言：“當代詞如果還封閉在宋詞清詞里，自我陶醉，自我欣賞，路只會越走越窄，直至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開放的眼光，開放的胸襟，開放的筆墨，是當代詞應有的姿態。”我相信，當代詩詞將在參與意識的引導下走上一條開闊的路途。
（作者：張桃洲，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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