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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盡鉛華見人性

                      ——沈從文與張愛玲作品中的人性探析

  不變是一種如流水般自然而然就會維持的狀態，而改變總會或多或少的引起人們對它的敵視。因為人的天性總是依賴過去，追求舒適和穩定。尤其當一個維持著一種宗法制度近乎百年千年的社會開始轉變成另一種制度的社會時，它所引起的陣痛程度是難以想象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正是如此，權勢階層橫行霸道，弱勢群體苦苦掙扎。中國向何處去是壓在每個有識之士心中的一個沉甸甸的話題。沈從文和張愛玲，作為社會交替時期的兩位文學藝術家，一位用樸實的文筆推砌與構筑自己為之傾心的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謳歌那種純美自然，不受任何玷污與踐踏的人性美；一位把人間描繪成一個荒涼的世界，她調侃著一個個愛的夢幻，并將其輕輕擊碎，揭示了人與人之間因無可奈何而相互依存，又仍然逃脫不了自私虛偽的本質。

  一．人物身心的特點——“健康”與“衰朽”

  在沈從文締造的“湘西世界”里，無論是傳記、小說還是散文，其人物形象往往聚外在的健壯與內在的秀美與一身。外在形象的強健，是湘西兒女最基本的屬性。無論是男子——如《邊城》中船總的兒子天保和儺送“兩個年輕人皆結實如小公牛，能駕船，能泅水，能走長路。凡從小鄉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夠做的事，他們無一不做，做去無一不精”，又如《龍朱》中的男子，“為美男子中之美男子。這個人，美麗強壯如獅子，溫和謙馴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權威。是力。是光”，還有《柏子》中的年輕水手們“手腳露在外面讓風吹……桅子上的繩索掯定活車，拖拉全無從著手時，看這些飛毛腿的本領，有的是機會顯露”；或是女子——如《媚金•豹子•與那羊》中的媚金是“照著荷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間決不應當有這樣完美的精致模型”，還有《蕭蕭》中的蕭蕭“像一株長在園角落不為人注意的萆麻，大葉大枝，日增茂盛”，甚至是《邊城》里活潑可愛的小女孩翠翠，也是“在風日里長養著，故把皮膚曬的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所有這些人物看似都是造物者完美的杰作，作者毫不吝嗇的用筆墨勾勒他們的健康形象，散發著由內到外的生命魅力。

  外在體格的健康令人著迷，但作者對人物內在美的挖掘，則更打動人心。他所供奉的“湘西世界”，是一個亦真亦幻的“人性世界”。在這里，沒有壓迫，沒有妒忌，沒有猜疑，沒有都市的道德淪喪和人性毀滅。“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作者筆下的人物凝結了人類靈魂深處至真至善的美，大有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風格。作者稱這種人性美為“童心”，意為天真、質樸、坦率、真誠。盡管被世人尤其是所謂的都市人看作是呆癡，但作者認為這是一種美德，這種呆癡是植根于對生活的認真對待。如作者在《邊城》中寫到的端午節：“初五劃船，河街上初一開會，……十六個結實如牛犢的小伙子，帶了香、燭、鞭炮，……把船拖入水后，各人上了船，燃著鞭炮，擂著鼓，這船便如一支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長潭射去”[1]P64。作者說鄉下人劃起船來類似瘋狂，一點不假，這些人在生活中不一定都是強者，但只要他們對生活有著滿腔的熱情，生命便會接近如癡如醉的境地。在這些人物中，無論貧富尊卑，都如真善美的化身。出身富裕人家的天保和儺送，“皆結實老虎，卻又和氣親人，不驕惰，不浮華，不倚勢凌人”；粗蠻的土匪光明磊落，勇武好戰；甚至是妓女，也絲毫沒有讓讀者感到齷齪，反而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生存狀態。作者始終不遺余力的挖掘著湘西兒女身上的率真與自然，也表達了他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使人們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真、善、美，從而達到改造人性的目的的美好愿望。

  再來打開張愛玲的小說，繁華與腐朽，封建與現代，道德與人性的種種沖突，構成了一幅空虛與頹廢的圖景。將其筆下人物的身心特點加以剖析，又是另一番景象。外在形象的衰朽與軟弱，是人物內心的直接表現。在這些舊式封建大家庭日漸式微的背景下，存在著的是典型的“沒落貴族”，有前朝遺老，也有并不年少的遺少，還有遺老遺少的孩子們。他們形體殘疾、精神殘障、一無所能，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顯得最為鮮活。《金鎖記》里得軟骨病的姜二爺，他的身體“是軟的、重的，就像人的腳有時發麻了，摸上去的感覺”；曹七巧的兒媳芝壽得了肺癆，后在婆婆的心理折磨下“直挺挺躺在床上，擱在肋骨上的兩只手蜷曲著像死去的雞的腳爪”；《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在面對自己母親時“聲音灰暗而輕飄，像斷斷續續的塵灰吊子。她仿佛做夢似的，滿頭滿臉都掛著灰塵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撲……”。在張愛玲的筆下，鴉片仿佛是這種舊式家庭人物的不可或缺的一劑“藥品”。在煙霧的升騰和繚繞中，這些遺老遺少由于不能準確的把握住時代的脈搏而帶來的心靈上的沖擊，可以暫時獲得心靈上的解脫。《金鎖記》里的曹七巧與兒子長白“盤踞在煙鋪跟前的一張沙發椅上嗑瓜子”，遂支使兒子陪她燒一夜的煙，“長白打著煙泡，也前仰后合起來。七巧斟了杯濃茶給他，兩個人吃著蜜餞糖果，討論著東鄰西舍的隱私”；在《茉莉香片》中，也有這樣一段細節描寫：“滿屋子霧騰騰的，是隔壁飄過來的鴉片煙香。他（聶傳慶）生在這空氣里，長在這空氣里……”。張愛玲將他們比喻成“酒精缸里的孩尸”，破敗、衰朽與年齡已無必然聯系，因為肉體的生命已不再有意義。

  而肉體生命的落魄不正是精神生命的外在表現嗎？作者筆下人物的內心對生活已經失去希望，這種荒涼感，在一些人物的身上表現為空虛，或惶恐。《金鎖記》中的曹七巧被娘家人賣到姜家作了殘廢的姜二爺的正房，由于只能陪伴著一堆“沒有半點兒人氣”“膩滯的死去的”“沒有生命”的肉體，她在婚姻生活中從未有過合理的性的滿足。長安與長白的出世，七巧說：“連我自己都不明白。”她壓抑著自己的欲望，使得自己用很多變態的方式來宣泄心中的不滿。強迫女兒裹足、逼死自己兒媳、毀掉女兒婚事……赤裸裸的表現了她仇視、嫉妒和性變態的心理。在張愛玲筆下，此類形象還很多，如《心經》中的許小寒，具有強烈的戀父情結，連自己身邊的朋友、甚至是母親也不惜傷害。《半生緣》的曼禎，漂亮，簡單，然而在自己親生姐姐的欺騙和陷害下，與自己的姐夫發生了關系并生下了孩子，雖在一對好心夫婦的幫助下逃脫了火坑，但仍然舍棄不下自己的孩子，在姐姐死后，竟令人詫異的與姐夫結為夫妻，雖然最終還是離了婚，但是仍然改變不了悲慘的命運。其小說人物的心計、所受的折磨和壓迫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扭曲，深刻揭示了封建家庭自私、殘酷、無奈的本質。

   二．面對困境時的態度——“頑強”與“軟弱”

   在沈從文筆下的人物中，無論是面對大自然的災難，還是面對人類社會中的困難，都抱以堅強與執著的態度，做到不懼怕困難并最終戰勝困難，促成作者對其堅韌與剛強的謳歌和贊美。作者筆下的人物，如水手、妓女等，都抱著“將人生沉重的透不過氣的悲哀和難言的苦痛，化作或急或緩的流水和風閑云淡悠遠的空天”的態度，活在世間，怡然自得。《柏子》中的水手柏子，“日里爬桅桿唱歌，不知疲倦，到夜來，還依然不知道疲倦……預備將這一月貯蓄的金錢與精力，全傾于婦人身上，他們卻不曾預備要人憐憫，也不知道可憐自己。”盡管生活環境黑暗、艱辛，但他們仍然對生有著強烈的眷戀與追求。又如《丈夫》中的老七，在煙船妓船上當妓女，作者將其走上這條道路的心路歷程寫的非常順其自然：一個不亟亟于生養孩子的婦人，到了城市，能夠每月把從城市里兩個晚上所得的錢送給那鄉下誠實耐勞種田為生的丈夫，在那方面就過上了好日子，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而他們的丈夫在逢年過節還會照規矩來與妻子見面，當妻子有客人時，“來了客，……一上船就大聲的嚷要親嘴要睡覺”,“于是這丈夫不必指點，也就知道怯生生的往后艙鉆去，躲到哪后艙上去低低的喘氣”，“這丈夫到這時節一定要想起家里的雞同小豬，仿佛那些小小東西才是自己的朋友”。最后，他徹底失望了，羞辱了，堅決要走，妻子從他一系列動作中看到丈夫所做的這個決定已沒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心中激起了比話語更沉重的心理壓力，做丈夫的尊嚴和威嚴在這些動作和欲言又止中終于得到了體現。最終男人和妻子一同回家了。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悲哀和蒼涼，不可否認。但更能讓讀者感受到的是這種卑賤“生命”在這片土地上頑強生存的神圣感，一種平淡中的悲壯!正如作者所說：“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灘血、一把眼淚。一個聰明的作家寫人類痛苦或許是用微笑表現的”。

  “三角戀”這種本是貶義的詞，但在沈從文的《邊城》中，它成了折射人性美好的一面鏡子。一切都是這么的自然和理所應當，卻又帶給讀者深深的震撼。在天保、儺送都對翠翠有著感情的情況下，沒有暗處的廝殺，也沒有背后的算計，更沒有假意的拱手讓人，有的只是公平的競爭——老大走車路，由其父親做主，請媒人正正經經同翠翠的爺爺說；二老走水路，站在渡口對溪高崖上，為翠翠唱三年六個月的歌。他們大膽的示愛，無所畏懼的說，勇往直前的做。這種對待感情的態度和做法，也洋溢出作者詩人般的氣質。雖然最后的結局并不完滿，大老淹死了，二老也離去了，但就是這般令人潸然淚下，長久不能釋懷的情節，塑造出了兩個敢愛、敢恨、敢追求自己所希望的人物形象。

  反觀張愛玲筆下的眾人物，無論是浮浪子弟，還是都市凡人，絕大多數都是軟弱凄涼的。當自身受到威脅時，他們不能正視所面臨的困難，要么聽憑命運的擺布逆來順受，要么就彎彎曲曲的找個小縫隙逃避過去。當人的情欲被長期禁錮后難免會變異，演化成用物欲瘋狂報復他人同時也報復自己的故事。《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她家原是開麻油店的，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指示下嫁進了姜家做二少奶奶。愛情自然是沒有的，但由于姜二少爺身患骨癆，整日躺在床上，似沒有生命的肉體，七巧正視了這個不幸命運的安排，只為一個目的：爭奪家產。在情欲的長期壓抑下，她愛上了風流成性的小叔子姜季澤，兩人卻未敢越雷池半步。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她分得了家產。姜季澤把自己那份家產揮霍得所剩無多的時候，便到她家向她傾訴起“愛情”來了。起初她感到一種細細的喜悅，但立即又揭穿了他的騙財的把戲，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點愛情葬送了。因為這些錢是她用青春甚至是一生換來的，像一把沉甸甸的黃金枷鎖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情欲的壓抑和金錢的束縛使他的心理遭到嚴重的扭曲，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她的報復對象。她將兒子當做半個情人對待，“這些年她的生命里只有這一個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錢——橫豎都是他的。可是，因為他是她的兒子，他這一個人還抵不了半個……現在，就連這半個人的也保留不住——他娶了親。”她一生沒有擁有幸福，也不愿看見兒子擁有正常夫妻的幸福。她刻薄的挖苦他，讓他陪自己徹夜抽煙，談論兒子兒媳的隱私，再說給旁人聽，就這樣將自己的兒媳折磨致死。她對自己的女兒長安也是一樣，不讓女兒接受正規的教育，控制她，折磨她，知道女兒三十還不許出嫁。好不容易與一位留洋歸來的年青人談及婚嫁了，卻惡毒的辱罵自己的女兒，百般阻撓婚事，最終只能解除婚約。“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鎖。她用這沉重的枷鎖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她知道她兒子女兒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曹七巧就是這樣一位被生活摧殘后將自己鎖在黃金屋的變態了的女人，而長安長白在母親的意志下也只是默默的擔待和承受。這類軟弱悲劇的角色在張愛玲的小說中還有很多。《沉香屑——第一爐香》里的梁太太為了不依靠自己的父兄而獨自生存，像一顆有著旺盛生命的毒蜘蛛，不只是憑著自己殘存的姿色混跡在香港各大交際場，還不惜將自己的侄女葛薇龍作為誘餌勾引情人。這種生存的方式不禁讓人膽寒，也反映出置身在那個物質社會下的女人的生存心理和真實狀態。他們的軟弱個性導致了最終的墮落，于是自毀也便成了必然.

  三．情義與利益的權衡——“重情輕利”與“利益至上”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物質進程與道德水準形成了巨大反差，人性被最大程度的異化。沈從文面對這種變化時，其痛楚也深刻。所以希望憑借文學作品來弘揚美好品德，激起人們在人性上進行自我反省和拷問。他筆下的湘西世界，人性皆真，人性皆美，人性皆純，美好的道德情操在這里被發揚光大。人們不講地位，不講功利，一切以義為道德標準。在《邊城》中翠翠的爺爺是一位船工，因為渡口是公家所有，所以過河的人不必出錢。但若有人硬塞給老船工，他也并不將這些錢放入自己口袋中，而是為圖心安買來茶葉和煙葉，過河人誰若需要便可隨意拿去。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于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的，忠實的，去完成。端午時老船工上城買辦過節的東西，一到河街便有很多商鋪的商人送他粽子與其他東西，作為對忠于職守的船工的一點敬意。買肉時人家不愿收他錢，他寧可去別家買也不想占這點便宜。而賣肉的屠夫明白他這種性情，總選取最好的一處肉給他稱，還把分量故意加多。一個“情”字牽動著所有湘西人的心，任何功利的思想擺在他們面前都會無地自容。而在這個小鎮里，有錢人家的兒子喜歡并且娶回窮人家的姑娘也并不是什么新聞。連最有錢的船總順順也秉持著婚戀自由的態度對待兒子的感情。青年男女的愛情作為優美人性的集中表現，在沈從文筆下如詩如畫。《媚金·豹子·與那羊》是青年男女殉情的凄美悲劇，二人是因彼此的歌聲而互相傾心。于是，相約夜晚在寶石洞中約會。豹子想送一個潔白的小樣給媚金作禮物，為了找到一只中意的、配得上媚金的羊，苦苦尋找了一整個晚上。待他匆忙趕到寶石洞后，卻發現媚金以為豹子欺騙了她而自殺了。豹子為了報答她，也為了向她證明自己的愛，也自殺身亡。雖然結局凄慘，但媚金和豹子對于愛情的忠貞和執著，沒有都市文明中的物欲橫流，一切都是真正的返樸歸真，有的只是愛情的純真。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的愛情大多已被虛假化和物質化，與豹子媚金相比，愛情這個字眼，也著實已被無數次的玷污。

  而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金錢和功利變成一把把無情的利劍，使血濃于水的親情瞬間變得比水還沒有價值。上面已提過很多次的《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的哥哥將她嫁進姜家做殘廢公子的少奶奶，就是為了錢。無論七巧如何向他和嫂子哭訴，他們只會安慰她說總有錢分到手的時候。七巧在姜家地位并不高，加之自己長期在性欲上的壓抑，變相的刺激了她的金錢欲。她對這個世界欲加不肯定，隨時都有強烈的危機感為此她忍受著種種磨難，為自己打造了一把黃金枷鎖，將自己牢牢鎖住。圍繞著金錢與財產，她阻撓女兒的婚戀，殘害自己的親生子女，終成一段悲劇。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為求得愛情、經濟上的穩定和社會地位，投靠一個給闊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為能事的姑媽梁太太。面對物質享受，葛薇龍由一個單純、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變成幻想貶值、自信破滅終至人格喪失的悲劇角色。其姑媽梁太太在侄女葛薇龍來尋求經濟援助時，首先想到的并不是骨肉親情，而是自己的利害得失。最終她收留了侄女，作為誘餌來吸引年青人，以滿足自己扭曲的情欲。這類人在利益面前都變得很脆弱，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惜以一切手段。人與人之間只有相互利用，相互算計。《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離婚后在娘家屢遭白眼，為了挽回尊嚴和獲得下半生的保障，她與富家子范柳原一同去了香港。本被作為情婦的她為了成為范的妻子，不得不讓自己變得風情萬種卻又要不失賢惠，小心翼翼的同范周旋著。戰爭的爆發碰巧成為兩人心靈結合的契機，這樣，白流蘇和范柳原便結婚了。無論是曹七巧，葛薇龍，還是白流蘇，她們費盡心機走進婚姻，并不是出于愛情的考慮，而是通過婚姻給自己獲得生活的保障和地位的提高，名副其實成為了“女結婚員”，縱使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正是這種對人性特點的挖掘和思考，使得沈從文和張愛玲作品中看似相去甚遠的人物特點有著深層的契合。他們不約而同的避開那個時代的“風云壯舉”，而將筆觸落在世俗的男男女女中，一個建構人性，一個解構人性。這樣一來，沈從文筆端流出的文字對人性之美傾注了理想和希望，讀后使人覺得美好卻遙遠；而張愛玲以蒼涼的筆觸撕開“愛”的神話，暴露出人性的丑惡，沒有溫情的浪漫，只有冷酷的現實，給世人留下一份殘酷的清醒。他們對個體生命存在思考之專注和深刻，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所少有的。

(編輯：作家網)